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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节过后，分别送喻甜静和我父母回家乡后。我又开始了忙碌，主要还是针对教材问题做准备。
两会前，我找到会务主任。让他在两会期间，把教育，出版和新闻界的代表委员，集中开一个会。主任见我面色不好看，便笑着问道:“怎么呢？你又准备开炮了？”
我把我准备的资料交给主任看，他认真看完以后。有些错愕，抬头看了看我，又指指桌上的资料问道:“真的？这么严重了？”我点点头说道:“不错，再不引起大家的注意，以后可能会更加过分，我们的教材会被改得污七八糟的。”
主任又翻了翻资料，点点头“行，让你轰他们一下也好，不然这些人真的无法无天了。我会让人召集一下，具体时间到时候通知你。”
三月六日，一大早我双手抱着一摞资料，一脸阴沉地走在最前面，身后紧跟着两名会务人员，他们吃力地抱着一大摞教辅书籍，仿佛这些书有千斤重一般。我目不斜视，步伐坚定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地上的鼓点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
一路上，不少代表委员都对我投来好奇的目光，窃窃私语着。“这又是谁惹了徐大炮啊？都两年没开炮了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”一个人低声说道。“谁知道呢？看这架势，肯定是有人要倒霉了，又有人要灰头土脸咯。”另一个人附和着，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。
我对这些议论声充耳不闻，径直走进了最大的分会场。一进门，原本喧闹的会场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身上。我面无表情地走到讲台上，将手中厚厚的资料重重地摔在桌子上，发出“砰”的一声巨响。然后，我示意两名会务人员将那一大摞教辅书籍也放在讲台上。
看到我如此举动，台下的人们开始交头接耳，议论声再次响起。“这是要干什么？怎么带了这么多书来？”“不知道啊，难道是要给我们上课吗？”“不可能吧，徐大炮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耐心了？”各种猜测和疑问在人群中蔓延开来。
我把书本放好，把笔记本电脑与投影仪连接好后，站在台上扫视了下面几遍，直到全都安静了，我才说道:“在座的各位都是文化战线的同志，下面我先给大家读一个数据。八十年代的中小学教材里有五十三篇如‘刘胡兰’‘董存瑞’‘邱少云’‘飞夺泸定桥’‘最后一根火柴’‘金色鱼钩’这样的传扬革命主义的文章，以及三十几篇如‘三味书屋’‘闰土’‘雷峰夕照’这样介绍我国人文和地理的优秀文章。而关于外国的内容只有六篇。今年的情况是怎样的呢？中小学教材里‘刘胡兰’不见了，‘董存瑞’不见了，此类文章仅剩下了不到十篇。‘闰土’不见了，‘三味书屋’不见了。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外国名人的故事，什么牛顿被苹果砸了啊，什么达芬奇画鸡蛋啊，什么贝多芬听不见了还努力学音乐啊，这些东西大量充斥着我们中小学的课本。我想问问让我们的孩子学这些是为什么？学习他们如何反智吗？但凡脑子正常一点的也不会想出这么弱智的文章。你们光说牛顿被苹果砸头从而得出万有引力，但是没人想过英国是没有苹果树的，牛顿快死的时候才引入第一批苹果树种植，不知道上帝从哪变出苹果树让它砸一下树下的牛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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